我由衷地认可这句箴言：“最好的政府治理得最少”；我也希望见到它被更迅速而有条不紊地付诸实施。它得到贯彻后，最终就意味着这句，也是我所相信的——“最好的政府一无所治”；当人们为之做好准备时，那将是他们愿意拥有的那种政府。政府至多只是权宜之策；可大多数政府，且有时是所有政府，通常是失策的。政府本身只是人民所选择的执行其意志的方式，在人民能够靠它做事之前，同样有被滥用和腐蚀的倾向。
人民的内在天性已作出了一切已有成就；且政府若有时不曾妨碍，它本应作出更多。因为政府是权宜之策，人们乐意凭借它来实现互不打扰；且如前所述，当它是极其权宜的时候，它极其不打扰被治者。贸易与商业，如果不是由印度橡胶制成，就绝不可能弹起越过议员们不断设下的路障；并且，要是全然根据这些人的行为结果，而没有在一定程度上根据他们的意图来评判他们的话，他们理应与那些在铁道上设路障的捣蛋鬼归为同类，一起受罚。
但是，契合实际地说，作为一个公民，与那些自称无政府者的人不同，我要求的不是立刻无政府，而是立刻有个较好的政府。让每个人申抒，哪类政府会博得他的敬意，那将是朝向得到它而迈出的一步。
毕竟，权力一旦在人民手中，多数派就被允许去统治，并长期持续，其现实原因既不是因为他们极有可能是正确的，也不是因为这对少数派而言似乎最公平，而是因为他们在物质上最强大。可是，按照人们的理解，甚至可以说，一个在所有情况下都由多数派统治的政府不可能基于正义。难道就不可能有一个政府，其中裁决对错的实质上不是多数人，而是良心？——其中，多数人仅仅裁决那些适合于权宜性统治的问题？公民是否必须在任何时候、或在最小程度上都使他的良心屈从于法律呢？那么，为何每人都有个良心呢？我想，我们首先应该是人，然后才是国民。建立起对法律的尊重，甚至像尊重正义一样，是令人不快的。我唯一应当承担的义务，是时刻做我认为正当的事。相当确切地说，有良心的人组成的公司是有良心的公司。法律绝不会使人有半点正义；并且，依靠他们对它的尊重，甚至连善良者每日也给变成不正义的行动者。对法律的过度尊重，其常见而自然的结果之一就是，你可以看见一队士兵、上校、上尉、下士、列兵、搬火药者，等等，井然有序得令人赞叹，翻越丘陵与溪谷，行进出征，违背他们的意愿，是的，违背他们的常识与良心，使行军真正艰难异常，并导致心悸惊恐。他们毫不怀疑，他们参与的事该受诅咒；他们都倾向于和平。
民众如此为国效力，主要不作为人，而是用他们的躯壳充当机器。他们是常备军，以及民兵、狱卒、治安官、地方保安队等等。在多数情况下，无论是判断力还是道德感，都没有得到自由的运用；可是，他们却把自己与木、土、石等量齐观；而造出来的木头人，大概也同样能满足需要。这样的人应得的敬意，只顶得上稻草人或一团灰尘。他们拥有的价值，仅仅同马和狗一样。可像这样的人恰恰是普通受到尊敬的好公民。其他人——例如大多数议员、政客、律师、部长和官员——主要用他们的头脑来为国效力；而且，由于他们很少分清是非，他们或许可能并非有意地像服务上帝一样服务魔鬼。极少数——例如广义上的英雄、爱国者、殉教者、改革者，还有人——既用他们的良心来为国效力，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必然如此来抵抗它；他们通常因此而被视为敌对势力。明智者只愿意被用作人，不会屈意委身做“泥土”，并“堵洞挡风”，却无论如何把那职务留给他的尘土：
- “我出身高贵富产，
- 不可为篱下傀儡，
- 或侍佣器具致用
- 于普天君王之国。”
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同胞的人，在他们看来无用而自私；可把自己部分奉献给他们的人，却被称为恩人和慈善家。
所有人都承认革命的权利；即，当政府的暴政或无能非常严重且无法忍受时，有权拒绝向它效忠，并抵抗它。民族和个人必须做得正义，不惜任何代价。
我们习惯于说，民众尚未准备好；但改善缓慢，因为少数人实质上不比多数人更明智或更善良。许多人与你同样善良，不像在某处有个绝对的善那样重要；因为那将潜移默化地影响整个群体。明智者既不会让正义听任运气的摆布，也不盼望它凭借多数派的力量获胜。
存在着非正义的法律：我们应否甘愿服从它们，或者，我们应否尽力改善它们，并直到我们成功才服从它们，或者，我们应否立即违背它们？在这样的政府统治下，人们通常认为，他们应当等待，直到他们已说服多数派去修改它们。他们认为，要是他们抵抗的话，纠正会比罪恶更糟。但是，纠正比罪恶更糟，是政府本身的过错。它使之更糟。它为何不更善于预料到改革，并为之作准备？它为何不爱护它明智的少数派？它为何在受伤之前叫喊和反抗？它为何不鼓励其公民们时刻警惕以指出它的缺陷，并做得比有缺陷时更好？有人会想，故意而实际地否定政府的权力，是它唯一从未考虑过的犯罪行为；否则，它为何没有指定过明确、合宜且适当的刑罚？
在非正义地监禁无论哪个人的政府的统治之下，正义人士的真正去处也就是监狱。少数派顺从多数派时，它是无能为力的；它甚至就不是个少数派；但是，当它倾全力阻碍时，它是不可抵挡的。富有的人能为其文化做的最好的事情，是努力按照他贫穷时所怀揣的那些计划行事。孔子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有时我想，为什么，这民族怀着善意，他们只是无知；如果他们知道怎么做，就会做得更好。你如此地固执，不抵抗寒冷与饥饿、风与浪；你平静地屈服于一千个类似的必然困境。你不把头放在火里。但是，正由于我没有把这全然视作残暴力量，而部分当作人性力量，并考虑到与我相关的那千百万中有许许多多是人，而不仅仅是残暴或无生命的事物，相应地，我认为，申诉是可能的，首先而即刻由他们向他们的造物主申诉，其次，由他们向他们自己申诉。如果我能使自己相信，我有权对现在这样的人感到满意，并相应地对待他们，而不是在某些方面按照我对他们和我应当如何的要求和期望，我应该努力对现在这样的事物感到满意。而最重要的是，抵抗这与抵抗纯粹残暴或自然的力量之间有区别，即我抵抗这能够实现某种结果；但是，我不可能像俄耳甫斯一样，指望改变石和树和兽的本性。
如果一个人自由思考、自由幻想、自由想象，则愚蠢的统治者或改革家对他而言似乎绝不会存在很久，不可能严重地妨碍他。真理始终是与己和谐的，且主要不是想显示出也许与坏事相容的正义。不知道更纯净的真理源泉，没有向更高处上溯过其水流的人们，站着，且明智地站着，在圣经和宪法旁边，并怀着崇敬与人性在那儿喝它；但是，注视着它从哪里涓涓淌入这湖泊或那水塘的人们，再一次束好腰，并向着它的泉源继续他们的朝圣之旅。
政府的权威，即使是我所愿意屈从的——因为我乐意听从那些比我懂得多且更能干的人，在许多事情上甚至是那些懂得不多也不太能干的人——也依然是不纯粹的：要严格的正义，它必须得到被治者的认可与同意。除非我容许，它对我的人身和财产不可以享有纯粹的权利。从绝对君主制到有限君主制的进步，从有限君主制到民主制的进步，是朝着真正尊重个人的进步。甚至连中国的哲学家也充分明智地将个人视作帝国的基础。我们所知的民主制，是不是政府最后可能的改进？难道不可能进一步承认人权并为之作好准备？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