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经纬作为改革开放后的著名企业家闻名，却因“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而获贪污罪。74岁，他戴罪离世。
中国的开放与转轨进程，给了这个遗腹子绝佳的机会，凭借勤奋与聪明，创办健力宝并将其推上中国饮料第一品牌宝座。但转轨中的模糊与复杂，也给他带来巨大伤害，被迫黯然离开倾尽心力18年的这家国企，并致身陷囹圄。
他的葬礼，没有悼词，吊唁者也没有头衔。
最在意公关的人，和地方闹翻了
另一个外界鲜知的重要转折是，为了建设健力宝大厦，李经纬也彻底和当地闹僵了。
恰在大厦将成之时，风云突变。
最直接的原因是资金。大厦计划总投资十多亿元，最后实际投入八亿多，而健力宝1996年的销售额刚刚突破50亿元，利税还不足5亿元。
参与项目的相关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道，“几乎是将健力宝的流动资金都抽干，当时甚至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
大厦落成的1997年，由此成为健力宝命运变换的一个节点。
1996年，健力宝的销量达到了70万吨，同年百事可乐只有50万吨。但健力宝大厦建设时，无力对市场进行更多投入，导致对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的“包抄”应对乏力。再加上随后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市场空间也受到影响。
从1997年开始，健力宝的销量开始以每年七八万吨的速度持续下降。
另一个外界鲜知的重要转折是，为了建设这栋大厦，李经纬也彻底和当地闹僵了。这个最早学会公关的人，恰恰忽略了最重要的公关对象。
据原健力宝总裁助理、总裁办主任李志强介绍，当三水政府了解到健力宝打算到广州去找地建大厦时，曾经向其提出不要走，就在三水找个地方建。
当时在健力宝公司对面，有一栋名叫银苑大厦的烂尾楼（也就是现在的三水“地标”——花园酒店）。这座位于城区繁华地段的建筑曾是三水说不出的痛：1995年，由于国家整顿金融秩序，这栋楼一直空置，在三水一度沦为流行的笑谈。此间，开发商中国银行多次拍卖，均因种种原因流拍。
李自强介绍，政府当时提出，可以给健力宝一些优惠政策，希望他们能将这栋烂尾楼接下来。不想，李经纬直接拒绝了。
毫无疑问，这激化了矛盾。此前，李经纬与当地的关系，就已经颇有些微妙。
三水，这个位于广州西南的穷县（1993年撤县设三水市，2002年撤市设为佛山市三水区），早年曾是广东血吸虫病的第二大疫区，村民“十人当中九人黄，未到中年就身亡”。直到1983年，三水才最终消灭血吸虫病。
健力宝却刷新了三水的形象。1990年代中后期，健力宝的税收贡献占到了三水全市的40%-50%，当时的市委书记公开说，“三水人每发100元，就有46元来自健力宝。”
三水政府曾给予健力宝许多宠爱，无偿划拨大量土地，提供政策优惠。甚至连“三水”这个地名也因此被当地官员给予新解：原本三水是因濒临三条江而得名，新的诠释则是：水稻、水泥和“魔水”（水稻和水泥是当地另两种主要产品）。
但是风向悄悄发生了变化。一位原健力宝高层人士回忆，从1986年开始，健力宝在许多城市搞活动，“仪式上，当地政府领导坐在中间，旁边接着坐的是李经纬，再下来才轮到三水市的政府官员”。
要知道，在政治序列中，李经纬最高时也不过是副处级，远低于当地一些官员。这位李经纬的部下说，“世人只知健力宝、不识三水市的尴尬，不是所有权力拥有者都能宽容以待的。”
更何况李经纬还常常只看市场的脸色，各种赞助大把钱却花在三水以外的地方，而且经常“先斩后奏”或根本不“奏”，所得的荣耀也不跟领导分享，这让一些官员颇为不爽。
健力宝在其他地方设立分厂的动作，更是让三水当地担心——健力宝曾先后在福建漳州、广西北海、江苏镇江、陕西西安等地设立分厂，打出的理由是“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不过，当总部搬离三水的消息传出后，三水市政府甚至健力宝内部都普遍认为：“李的算盘是想逐步把健力宝的资产往其他地方转移，慢慢把三水变成华南的一个生产基地。”
“三水非常警惕李经纬借开发新产品之名转移资产。”这位人士回忆说，政府此时加大了对健力宝资金的掌控，健力宝集团每开发一种新产品都必须通过三水市政府审批，经过政府的财政预算，然后划拨经费；几乎每一个新的招商引资项目，政府都要亲自审批。
向来行事独立的李经纬自然极为反感，双方就此弄僵，唱起对台戏。新项目上，李经纬找的人，政府不同意，政府找的人，李经纬见都不愿见。
2013年4月26日下午2 点，李经纬追悼会在三水殡仪馆举行，李宁泪水潸然，几度不能自持。
强人也无能为力
此时，李经纬迎来了国企干部大考。他59岁，临近退休。此前李经纬几乎从未担心过自己在健力宝的地位。以他的功绩，只要想留任，难道还有不可能的吗？竟然真的还有不可能！
即使强硬如李经纬，也会发现对有些事情无能为力，即使他已经不断为健力宝做出各种颇具前瞻性的安排。
区盛联说，1984年健力宝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出尽风头后，三水县政府派李经纬去德国学习。回国之后，李经纬便提出，三水酒厂一分为二，他专门经营健力宝，啤酒则由他的副手、一位副厂长负责。
为了体现专业性，独立出来的公司取名叫“广东运动饮料厂”（以下简称健力宝饮料厂）。这个厂买断了健力宝配方。
黄协荣回忆说，在健力宝研制成功后，他曾向领导提出，健力宝开卖了能否每一罐收几分钱？但领导否决了：“他说三水那么穷，就当是扶贫，怎么好意思要钱？”
最后，配方以5万元的价格被买断。此后每年，另需向体科所支付4万元的使用费，同时提供30箱健力宝。作为研发人员，黄协荣等每月获得200元顾问费，负责牵线的区盛联每个月100元。事实上，这笔钱一直延续到健力宝二十年后被转手卖出之时。
但不幸的是，在至关重要的产权安排上，李经纬没有话语权。作为国营小酒厂，这个厂也毫无疑问是三水县政府治下的国有资产。
两年之后，因为要时常从国外购买机器设备、进口原材料，纯内资的广东运动饮料厂已经不能适应发展需要（进口需要繁琐审批，外汇使用也不方便）。李经纬便抓住国家赋予广东的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参股健力宝。
1987年，三水政府属下的健力宝饮料厂与澳门南粤贸易有限公司，以及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广东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参股成立了“中外合资”的广东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
按中外合资法，健力宝第一次组成了董事会。三水县政府作为实际上的最大股东，派出县经委主任担任健力宝的董事长，李经纬担任董事兼总经理。后来，三水县政府又让李经纬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这样，李经纬既是政府出资的代表，又是董事会授权下的经营管理者，健力宝进入一个全面的李经纬时代。
与当时的其他国营企业相比，中外合资企业身份与董事会的成立，让健力宝获得了更多的经营自主权，也给了李经纬巨大的发挥空间，最终将健力宝带到一个空前的高度。
模糊的身份既带来了灵活的空间，但也为日后的悲剧落幕埋下伏笔。
就在此时，李迎来了国企干部——这是他在健力宝的真实身份，尽管他可能并不认同——大考：未来是退休还是继续。1998年，他59岁，临近退休。
在此之前，李经纬几乎从未担心过他在健力宝的地位。以他的成就，以他在健力宝的功绩，只要他想留任，难道还有不可能的吗？
竟然真的还有不可能！
就在这一年前后，三水区领导开了一个会，李经纬收到消息：除了主要领导说李经纬可以继续留任外，会场上的其他领导竟然没有一个吭声的。
“这对李经纬的刺激很大。”当时李的助理李志强说。他讲述了一个细节：当时他刚好去李的办公室，以前老板看到他并不会站起来，这次一看到他进去就站了起来，还围着办公室走了两圈，“很烦躁”。
那时候，李志强已经知道他在为什么烦恼，便说：老板，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什么方法，快说。”
“股改上市。”
其实这并不是李志强第一次提这样的建议。早在1993年，健力宝被列入广东省第一批上市名单，李志强就极力说服老板趁机转制，但被回绝了。理由很简单：健力宝不缺钱，为什么要把肚子剖开了让别人看？
“如果当时健力宝趁机改制，就不会有后来的问题了；即便不改，如果从那时开始，一点点将政府手中的股权买过来，也不会有问题了。”多年以后回顾，李志强顿了半晌，自言自语般地长叹了一口气，“唉，历史没有如果。”
不过，股改的提议，李经纬这次采纳了，他提出了“大厦落成、股票上市”计划，更提出到健力宝20周年时，实现“年产量100万吨、销售额100亿元”的“双百”大目标。
但，一切已经太晚了。即使上市计划准备就绪，政府却毫不留情地否决了团队持股计划。
事实上，出售健力宝股权的行动一直在三水政府主要领导层之间秘密进行。2001年7月，媒体披露，三水召开健力宝转制联席会议，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全数到场，依次表态，结果90%的人主张卖掉健力宝，并且不能卖给李经纬的团队。会议之后，三水市政府成立了健力宝股权转让谈判小组。
法国达能、摩根士丹利、汇丰投资基金、新疆德隆等十多家投资机构闻风赶往三水。
2002年1月，在三水区政府的强势干预下，健力宝没有卖给出价4.5亿元的李经纬团队，而是卖给了出价3.38亿元的“外来和尚”张海。在2002年1月15日的那场签约仪式上，李经纬含泪仰天，默默坐在一角的照片，让观者动容。
九天后，李经纬突发脑溢血，自此之后，一病不起。
在病房里开庭
这可能是中国司法史上最特别的一次庭审。临时法庭就是病房外一个十多平方米的小会客室，3名法官、2名检察官、2名律师、2名速记，李经纬坐在轮椅上受审。
然而，健力宝的故事并没有结束，新的变故，正是起因于准备上市过程中的一个插曲。
2000年左右，为了筹备上市，饮料厂改制。因为账上还趴着一笔4000万元的职工福利基金，为了赶在转制之前处理，李经纬和杨士明、黎庆元等另四位集团公司高管当年6月召开了一次领导班子会议，共同商定为包括与会的5位老总在内的全体职工买保险来花掉——当时，买保险是三水公司中颇为流行的一种福利。
但会后，为全体职工买保险的方案虽然做了出来，却一直没有通过，也没有实行，为5位老总买保险的计划却迅速开始。当月底，饮料厂工会账上支出一千多万，为他们购买养老和重大疾病险，其中李经纬投保331.88万元，其他人则均在200万左右。按照保险行业潜规则所分得的每人10万元左右回扣，则直接交给了他们每个人。
职工福利基金账上剩下的三千多万，则在2001年直接分发给全体职工。
这是后来佛山市中院出具的判决书中对此的记载，并且载明各方对这些事实均无异议。
2002年10月，李经纬被举报，后因为涉嫌贪污而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并被监视居住。而其罪名，先是“涉嫌转移健力宝巨额资产”，后是“涉嫌贪污”。随后，李经纬四位老臣中的三人相继被捕，一人移居国外。
按照相关规定，检察院对于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最多应在一个月零十五天内作出决定，但李经纬案于2003年移交给佛山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之后，直至2009年才被提起公诉，时隔5年又11个月，他的几位老臣其间甚至还一度回到公司上班。
又过了两年，2011年8月29日，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广州珠江医院审理了李经纬涉嫌贪污一案。
这可能是中国司法史上最特别的一次庭审。李经纬的辩护律师王波说，这是他从业25年来，第一次遇到在医院里对一个病人进行庭审。
临时法庭就是病房外一个十多平方米的小会客室，3名法官、2名检察官、2名律师、2名速记，李经纬坐在轮椅上受审。庭审大约进行了两小时，一些程序干脆省略了。
在庭审时，王波做的是无罪辩护，认为其虽然违规，但不构成犯罪。主要理由是职工福利基金既非公共财物，亦非国有财产；给全体职工买保险是5位董事会成员研究、决定利润分配的单位行为，并非个人行为；而且主观上也并非故意非法占有，因为这一行为在公司里公开走了所有流程，并没有采取任何隐蔽性手段。
三个月后，佛山中院作出一审判决，李经纬以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5万元。判决的理由是，“被告人李经纬为受国有单位委派到任职单位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在从事公务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伙同他人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
此时，距离李经纬案发，已经延宕近10年。
而李经纬的命运，也引发无数争议。争议的焦点之一，就在于李经纬的身份。他究竟是企业的老板，还是国家工作人员？
早前的模糊身份带来的灵活性，至此终成获罪之由。
这正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复杂性所在。因为产权不清、身份不明，许多国有企业和国企高管身份暧昧，权责模糊。许多日后震动全国的案件，无不与此相关，比如红塔集团褚时健贪污案。
时至今日，同样的问题，依然是中国转轨的焦点所在。李经纬，不过是时代焦点的承受者之一。
没有人敢顶撞的人
“我在健力宝的七八年中，从来没看到有一个副总敢当面和他顶撞的……他的性格，注定了他的命运，也牵累了他一手创建的健力宝。”
“客观地说，健力宝最后被如此处理，也不能全怪政府。”事隔十多年之后，李志强反思道。
这位性格直爽的江西人因为到健力宝的一次交流而被李经纬看中，留下来一干就是八年。
“当时健力宝要到广州建大厦，无可厚非，毕竟是发展需要，但建大厦的方式有很多种。”李志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当时受命到广州调研，三天内，就向李经纬提交了一份报告：花1.5亿元买下一栋30层楼的冠名权，同时获得其中两层的永久使用权。相比自己建，这样显然更省钱，但这份报告被李经纬放到了一边。
“最开始李总还是清醒的，但随着市场的持续向好，以及媒体、政府对健力宝业绩的褒奖，最后就开始有些冒进了。”李的另一位老部下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
这种冒进，集中体现在李经纬主政后期五花八门的投资上。
随意翻阅1990年代的《健力宝报》，几乎每过一两个月，健力宝就会有新的收购或投资。
这些公司横跨金融、传媒、房地产、科技开发等各个领域。决策过程与程序，看起来并不严格。比如，1994年一次去南京，李经纬考察了一番南京国际机场及其周边环境， 便决定在机场旁边购买160亩土地，主要用于建设国际机场服务中心；同一年，为了跻身世界上最繁华的帝国大厦，健力宝花了500万美元将这栋标志性建筑的26层整层买下。
事后看来，这些投资盈利的少，亏损的多，直接影响了健力宝的利润。
其实，除了饮料，健力宝的核心管理团队在其他领域都并无专长。但健力宝的飞速膨胀，让强硬的李经纬更加强硬。
“他到后期有些膨胀。”黄协荣就因此“有些看法”。黄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开始几年，几位专家经常去三水，见李经纬也非常容易，但大概三年之后，感觉就慢慢“淡”了。有一次，他们被李经纬的秘书挡在了门外，这让几位专家非常生气，“欧阳孝气愤地说回去，不见了”。
不过，李经纬的多位下属则向南方周末记者描述了老板的重感情与念旧。
一位头发花白的三水酒厂老员工说，每年春节，李经纬都会专门设宴，请退休的老人喝上一杯，给每个人发开年红包，“从来没断过”。
区盛联则讲述了另一个细节，中风住院之后，李经纬常邀请一些老朋友一起喝茶，而且一如既往地主动埋单，“每次都是他请我们，没有一次是我们请他”。
但大家公认的，则是李经纬的强势。
“我在健力宝的七八年中，从来没看到有一个副总敢当面和他顶撞的……他的性格，注定了他的命运，也牵累了他一手创建的健力宝。”一位不愿具名的老部下说。
另一位高管则反思，健力宝的衰落，与当时健力宝的企业文化也有关，“创业元老们基本都没什么文化，企业做大了又不充电，有些思维已经跟不上形势了”。
关于李经纬的“不学习”，在十多年前的媒体报道中，流传着一个故事：
1994年秋，一位北京记者在李经纬宽敞的办公室里采访他。高大的书橱里，放满了书，记者起身数了数，一共47本，从市场理论到政策法规，甚至还有一本《新闻写作》。不料李经纬哈哈一笑说：一本没看，全是摆设。
这位高管则给南方周末记者举了个小例子。有一次，一位领导来访，问李经纬，啥叫物流和营销，李没有回答。“在他的概念里，‘物流’就是‘运输’，‘营销’就是‘销售’。”
在他看来，没有上过一天学的李经纬，早期靠着敏锐与市场感觉获得成功，但在后来越来越激烈的饮料市场竞争中，特别是市场营销方式已经剧变的情况下，已经不够用了。李经纬也曾想开发新品，先后推出柠蜜宝、天浪、乐臣等品牌，但都以失败告终。
其实，在李经纬主政后期的健力宝，已经千疮百孔。各种利益之争也悄然出现。“山头林立”是一位中层干部对健力宝内部人际关系的评价。
梁晃告诉南方周末记者，1994年，他从三水区经贸委退休后，李经纬邀请其过来帮忙，成立一个贸易公司，专门用于向外采购原材料（比如砂糖），然后再卖给健力宝集团下属的工厂，赚取的利润作为福利返还给员工。这原本是好事，可梁晃发现，砂糖采购回来了，公司的有些工厂竟然不要而是去找别的渠道买。后来他实在看不过眼，便从健力宝离职了。
失望，也在一些高层中蔓延。李志强最后也选择了离职。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方面是自己个人的原因，一方面也是实在待不下去，“和整个健力宝的文化开始冲突了”。
“我死了比活着舒服”
李经纬从未曾承认自己有罪。中风之后他话语不多，但每次见到王波，都会反复强调两句话，“有错但无罪”，“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
判决之后，李家人并未再上诉。不过李经纬从未曾承认自己有罪。中风之后他话语不多，但每次见到自己的律师王波，都会反复强调两句话，“有错但无罪”，“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
晚年李经纬因为卧病在床，一直是保外就医，住在珠江医院。
这位老人，直到最后一刻，依然保持着体面。李志强说，中风之后，他依然热爱打麻将，每天抽四到五包烟。只要有朋友来看他，就特别高兴。
肝癌时刻折磨着他，但他从不在别人面前抱怨，客人主动问起，他也会岔开话题。倔强的老人把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常陪伴他的原健力宝镇江厂厂长陆德仁说，生前最后三天，李经纬肾已衰竭，每隔十几分钟就有尿感，护工让他在床上解决，说会帮他收拾干净，但他仍坚持上厕所。要知道，这时他已经非常虚弱，每次要三个护工才能把他扶进厕所。
在最后的两个月里，李经纬依然没有停止抽烟，但只是把点燃的烟放在桌上看着它一点点燃尽。
他对身后事的唯一一次交代，是在一次和陆德仁的聊天中。甚少提及病痛的李经纬那天突然说，“人总是要死的，我死了比活着舒服”，未了又加一句，“最好能让我睡觉着走。”
一直陪伴他的，多是当年的老部下。李宁，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人之一。
李志强说，李经纬中风之后，李宁就负责起了其所有的医药费和住院费，十几年来，从未断过，“我们也没算过账，但肯定是一笔天文数字，但李宁从来都没提过一个字”。
李宁和李经纬的感情，在外界眼中，是另一个互相成就的传奇。
作为“体操王子”，李宁曾经风光无限，然而，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吊环比赛他的脚挂在了吊环上，跳马比赛他一跳坐到了地上，被举国痛骂，甚至被称为“体操亡子”。
回国下飞机时，获奖者直奔接待大厅，李宁却在十几米外独自走了一条从未走过的偏僻通道。这个时候，在通道的尽头，只有一个人手拿鲜花迎接他，那就是李经纬。
第二年，李宁退役，加盟健力宝，担任李经纬的特别助理，负责品牌宣传。后来，健力宝出资1600万，帮助李宁成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服装品牌。
更为难得的是，四年后李宁公司在专家建议下明晰产权，寻求独立，李宁一度担心被认为“忘恩负义”，不想李经纬却大度支持——当然，当李宁公司分批归还出资时，健力宝也没有谋求更多，甚至没有要求分享增值部分，相当于提供了一大笔无息贷款。这一点也曾成为李经纬引起争议的原因之一，因为涉及国有资产流失。
后来，当李经纬卧病在床，已经很少谈伤心往事。但每当有人来，他总是会询问李宁公司的股价情况。
讲义气，重朋友，是周围人对李经纬的最多评价。一位李经纬好友说，“很多人的眼睛都是往上看，但他是往下看的人。那年他大儿子结婚，他去敬酒，一桌一桌，很多有身份的人，他都一带而过，唯独到了三水酒厂普通员工那一桌，他待的时间最久。”
健力宝的老员工，也往往对他有着很深的感情。2004年底，李经纬曾经回过一次健力宝，这是他2002年被扫地出门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健力宝。一位员工的日记描写了当天这个公司的激情澎湃：“坐在轮椅上，他不停地笑，并向所有人挥手，前面的人拼命想跟他握手，后面的人挤不过去，就跟在后面拍手。”
而对李经纬的家人来说，只有在中风之后，他才回到了这个家。
在2013年4月26日的遗体告别仪式现场，大儿子李健东致辞时，动情落泪，“在我的记忆中，他几乎从来没有像人家父亲这样过家庭生活，很少在家看到他，以至于我们家没有一张那个年代的全家福合影。”
李经纬有两个儿子，分别叫李健东和李健军。李经纬还有一个干女儿——早年在孤儿院的经历，李经纬很少提起，但成名之后有次慰问一家孤儿院时，他认养了一个女孩，密友梁晃说，“他触景生情”。
大儿子在香港做生意，干女儿在新加坡，小儿子没做什么事，十多年间，几乎一刻不离陪在父亲身边，至今年过四十，依然没有成家。
陆德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小儿子的孝心，常令周围人动容。中风后的李经纬特别不喜欢安静，只要醒来，就喜欢别人陪着说话。李健军便要时刻找话题和父亲聊。而李经纬的作息时间又不规律，李健军就随着父亲来。
梁晃说，李经纬在健力宝期间，几乎没有给家人谋来什么好处。为了避嫌，李经纬的妻子、儿子、干女儿都没有进入健力宝，只有干女婿在公司待过很短的一段时间，而且是普通工人。
白天，李经纬几乎都在拼命工作，晚上有空时，喜欢用自己唯一的娱乐就是打麻将来放松和交际，所以很少在家。有段时间，妻子一度怀疑他有外遇，打电话给梁，让他劝劝李经纬，这让梁哭笑不得，“我和他走得最近，对他一清二楚，这是绝对没有的事”。
与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一样，晚年李经纬也曾经动过再次创业的念头。
李志强说，李经纬对快餐、饮料、啤酒都很感兴趣，在北京治疗期间，还派人调查当地的快餐行业。不过，这事最后不了了之。一方面是重度偏瘫，另一方面则是家人极力反对，他们都只希望他过“安宁的生活”。
老板请吃的最后一顿饭
李经纬的愿望是落叶归根，除此之外，他未留下任何遗言。
李经纬最后的离去，并不安宁。
由于李经纬辞世前尚在服刑，此次追悼会官方并未参与，主要由家属及其当年的老部下操持。
参与筹办的李志强介绍，送花圈者有李经纬生前好友和各界人士近200人，包括国家体育总局前任领导、中国足球协会、许海峰、刘国梁、李永波、周继红、李小双、李大双、原健力宝青年队教练员运动员及赵忠祥、韩乔生、倪萍等媒体界名人。但是，在列名单时，他却遭遇了“麻烦”。
一开始，李志强接到许多要送花圈的通知，但第二天又接到通知，不能以单位的名义送，只能以个人的名义。当他把名单拟好之后，通知又来了：所有人都不能出现头衔。
不出头衔，追悼会上该怎么念呢？他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将所有人按照所在界别来分，娱乐界的有……文化界的有……体育界的有……
在很早以前，他们就预料到李经纬的后事不会容易。其实，当李经纬被查出肝癌时，那年春节前，李宁和李志强、陆德仁等李经纬旧部就专程赴广东讨论后事。
彼时，他们将健力宝现任董事长叶红汉专门约到广州一起讨论，希望健力宝能出面帮忙安排。毕竟，李经纬是健力宝的创始人，由健力宝来送，也名正言顺。
叶红汉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追悼会当天，健力宝安排了八辆大巴，免费提供当天的晚餐，晚餐的每张桌子上，摆着两瓶瓶装的橙色健力宝。
告别仪式定在下午两点，一点钟从酒店出发时，李宁将筹办团队的所有人集合在一起，讲了两句话：一、今天不要讲过激的话；二、我们今天是来送老板的，将他平平安安送走就好。
按照三水当地风俗，晚宴是流水席，宾客吃完就走。等李宁送完亡灵回到晚宴，已经有很多人离开了，但他仍然一个人逐桌敬酒感谢。对这些李经纬当年的部下、自己曾经的同事，李宁说：“这是老板请你们吃的最后一顿饭，以后就靠你们自己找吃了。”
此时，李经纬的继任者张海因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已于2011年减刑出狱。而李经纬一手创立的健力宝已经数易其主。2013年年初的消息是，健力宝2012年销售形势好转，在多年之后重返纳税“亿元俱乐部”。
李经纬在任的18年间，健力宝为三水市政府贡献利税28亿元。大儿子说，“先父讲得最多的一句是，‘我这辈子对得起家人和朋友，对得起家乡故人和健力宝员工’。”
不过对李经纬来说，这已经不再重要。他的愿望是落叶归根，除此之外，他未留下任何遗言。
李经纬事件也给所有国企老总敲响了警钟：“有能力者只有搞民营或是私营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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