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教授如何创办公司

　　让大学介入工业的传统，应该始于1930年代斯坦福大学。当时斯坦福的教务长特纳锐意改革，认为让大学的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产品也是大学的职能之一——惠普就是这项改革的直接成果。大学教授直接利用科研成果办公司，还是在1980年代美国国会通过拜—多尔法案之后。拜—多尔法案容许大学灵活处置受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产生的知识产权。斯坦福大学授权了8000项专利，为大学带来了13亿美元的收入。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2/view-3624854.htm
　　硅谷只有两所顶级大学，斯坦福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另外，位于旧金山城区的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是一所顶级的医学院，只培养生物医学的研究生。拜—多尔法案的最早受益者就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教授波义尔，他创办的公司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生物制药公司基因泰克。从创办公司的数量上说，斯坦福大学要高于其它学校。一方面，斯坦福确实是高校成果技术转移的先驱；另一方面，斯坦福位于硅谷的中心，在人才、资金、法律服务等商业基础设施上，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伟大的创业者
　　斯坦福大学的现任校长汉内西就是一位创业者。他于1977年加入斯坦福大学，担任电机系和计算机系的教授，在赖斯卸任教务长赴职小布什的国务卿时，他接任教务长，后担任校长。汉内西是计算机系统机构的专家，也是1980年代计算机行业RISC运动的主要推手之一。他在1984年创办了计算机芯片公司MIPS，MIPS后来在NASDAQ上市，为汉内西带来了财富。
　　大卫·谢瑞顿也是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的教授。他早年最出名的研究工作是W系统，继W系统之后，就是1980年代计算机界的革命性产品之一X—Window，而微软的Windows界面架构，基本来源于X—Window。谢瑞顿连续创办了几家计算机网络公司，有人开玩笑说，每逢谢瑞顿有休假年，他肯定又要开一家公司。他的这些公司虽没有上市，但都先后卖给思科等大公司，这为他带来了大笔财富。1998年，两个计算机系的研究生退学去开公司，找他做天使投资人，他二话不说，给他们写了一张10万美金的支票。六年后，他的投资产生了超过1000倍的回报，那家公司叫Google。
　　吉姆·克拉克在创办著名的图形工作站公司SGI之前，是斯坦福大学电机系的教授。SGI为他带来了第一桶金，随后他又和马克·安德森联手创办了网景（Netscape）公司，开启了第一轮互联网革命。他随后又陆续创办、投资了无数公司，财富不断累积，以至于最后他为了避税，放弃美国国籍。虽然他不愿缴税，但他在慈善事业上从不吝啬。他曾经为斯坦福大学捐款1.5亿资助大学的生物科学研究。他的花边绯闻不断，2009年，他65岁时，迎娶比他年轻36岁的澳大利亚模特，还生了个女儿。
　　海湾对面的伯克利也出产了不少伟大的技术创业者。最有名的应该是迈克·斯通布瑞克。他是数据库的理论家也是实践者。他的所有理论都体现在他的产品里，每有新成果，他都会办一家公司去产业化他的成果。他先后创办了Ingres、Illustra等数据库公司。这些公司或上市或并购。他的所有公司见证了整个数据库产业的发展史，他也是软件的社会主义运动——“开源”的支持者，他自己的产品Postgres等就是开源的，任何人都可以拿到这些产品的源代码。他2000年从伯克利转往东海岸的麻省理工任教，现在68岁高龄，还活跃在研究和创业的第一线。
　　Coursera是一家致力于在线教育的公司，创始人是计算机系教授Andrew Ng。Ng是机器学习领域的牛人，Coursera一开始就得到硅谷最受尊重的VC公司KP的合伙人约翰多尔主导的投资，第一轮1600万美元足可以使公司起飞。Coursera同时提供上百门课程，都是名师授课，目前还不收费。大家对Coursera已开始拥有一种超出了对一家普通商业公司的期望，因为，如果这家公司真能成功实现自己的愿景，若干年后，人类持续了千年的教育方式也许会被颠覆，人们可以更方便、更廉价地得到最好的教育。
　　大学教授创办公司并非硅谷专利，东海岸的大学也不时有成功案例。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学科应该是全美最好的。华人教授张辉是计算机网络的顶级专家，他多次创业，屡获成功。他最新的公司Conviva致力于网络视频优化，但这次他选择了硅谷作为公司的诞生地，因为这里有得天独厚的创业环境。
　　争议与反思
　　如果说拜—多尔法案是大学灵活处置联邦政府资助项目的知识产权的法律依据，那么美国大学的教授带薪休假制度为教授创业提供了便利。一般美国的大学，每五到七年都会容许教授带薪休假一年。而许多文理学院的间隔更短，三到四年就可有一年休假，因为文理学院的主要职能是授课而不是研究，并且没有助教，所有事情都是教授亲力亲为，这给文理学院的教授带来额外的负担。美国的教授，同中国教授一样也不是全能的天才，一般他们的强项都是技术，在创办公司时，他们利用一年的休假期，开发技术，搭建团队，寻找启动资金。休假年结束后，都会有职业经理人继续打理公司的业务，而教授们回到学校后，会在公司里继续兼职做个首席技术官或首席科学家，把握技术方向。这个模式值得中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学习。更值得中国教授学习的地方是，该放手时就放手：自己的强项是学术和技术，当公司成长到一定阶段时，可以引入资金和职业团队，自己则回归学校做自己擅长的事情。霸住所有事情的做法，是农耕时代遗留的恶习，这种做法不适合新型高科技企业，既不利人，也不利己。
　　大学教授创业也不是没有异议。很多精英认为，长此以往，会让社会上的浮躁之气侵入大学，弱化大学的教化功能。斯坦福的校长汉内西是Google的董事，而Google的员工中有高达5%的员工是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斯坦福和硅谷的很多公司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很多人质疑斯坦福大学是不是和硅谷走得太近了，一位斯坦福的历史系教授甚至质问汉内西，是否应该从Google董事会退出。一手将汉内西推上校长职位的斯坦福前校长卡斯玻也难掩自己的担心：一所顶级的研究型大学，会不会因此变得短视，更加以结果为导向，培养出来的学生会不会都变成功利主义者；计算机系和电机系的教授，本身的工资水准就在学校里名列前茅，他们的商业机会又远高于其它院系，这在学校里是否会导致两极分化？
　　饱汉不知饿汉饥，斯坦福人的反思在外人看起来有些过虑，纽约市长布隆伯就企图将硅谷这种产学研一体化的模式拷贝到纽约，他促使纽约市政府圈地拨款，建立两所现代化的大学，并引入硅谷的创业家和风险投资家入驻。除纽约市，波士顿128公路和北卡罗来那州的研究三角（以北卡罗来那大学，北卡罗来那州立大学和杜克大学形成的三角地带命名），都在奋起直追硅谷。其实无论远近，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都已经是硅谷的一部分。